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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蠡怎么赚取第一桶金  

2013-11-24 13:33:37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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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富豪的范蠡,无疑可算是中国先富起来的第一批人——准确地说,是有史料记载的先富起来的第一批人的代表人物。
范蠡具备了成为传奇人物的所有要素:无论是战场、官场、商场还是情场,他都能如鱼得水、进退自如,无论宏大叙事还是八卦绯闻,他都能成为话题焦点。
后世人最在意的,还是范蠡的财富。毕竟,他受封的是“财神”,并非战神、或者爱神。发财,才是中国人最在意的,甚至也是通过个人奋斗唯一最可能实现的中国梦。
范蠡的财富究竟有多少?
根据《史记》记载,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实现伟大复兴、称霸于诸侯之后,急流勇退,“乃装其轻宝珠玉,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。”这一笔“轻宝珠玉”究竟有多少?从来不在乎“数目字”管理的中国史册,对此没有任何详细说明。不过,这笔钱应该不少。
此时已经63岁的范蠡,在齐国“耕于海畔,苦身戮力”,没过多久(“居无几何”),居然就能“致产数十万”,名动全国。显然,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,仅仅依靠“苦身戮力”,即便有再大的聪明才智,也不可能有如此收获。
待到齐国人想聘请范蠡为相,范蠡认为:“居家则致千金,居官则至卿相,此布衣之极也。久受尊名,不祥。”于是,“乃归相印,尽散其财,以分与知友乡党,而怀其重宝,间行以去。”再度出走,当然,也再度携带着巨额资金。第二次出走,究竟带了多少钱,依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。不过,这次带的是“重宝”,比上次从越国出走时携带的“轻宝珠玉”,重多了。
何况,上次的出走,有着速走避祸的考量,要尽快逃离“长颈鸟喙、可与共患难、不可与共乐”的越王勾践,相对比较仓促。而这次从齐国出走,毕竟没有急切的性命之忧,因此,范蠡走得相当从容,无论派送浮财、还是清点“重宝”,乃至制定撤资计划、安排物流交通,无一不是耗费时间的工作。
离开齐国之后,范蠡在“陶”(今山东定陶)定居下来,从事农业与商业,又是“居无何,则致赀累巨万,天下称‘陶朱公’”。“巨万”是多少?史册上依然语焉不详,但肯定是富豪无疑,否则《史记》也用不着为范蠡的后半生花费浓墨重彩。
范蠡在“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”,在齐、在陶创业,仅仅是两次,所谓“三致”,应当包括携带“轻宝珠玉”从越国出走那次。
范蠡离开越国,已经63岁,19年后第三次致富,则已是82岁高龄。在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的古代,其无疑是最为长寿的创业英雄了。倘或他与西施的八卦传说果然属实,则此时的西施,应该是47岁或者57岁左右,美人虽然迟暮,好在男人还很有钱。

财神范蠡的财富,究竟是如何获得的?
“三致其金”中的后面两次,史料尽管说得很简单,但是很明确。《史记》说范蠡曾喟然而叹说:“计然之策七,越用其五而得意。既已施於国,吾欲用之家。”
计然,据说是当时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、战略学家,范蠡可能曾师从其人。作为越王的智库,计然曾提交了一份改革方案,奠定了越国称霸的基础。这份改革方案,《史记》如此记载:“知斗则修备,时用则知物,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。故岁在金,穰;水,毁;木,饥;火,旱。旱则资舟,水则资车,物之理也。六岁穰,六岁旱,十二岁一大饥。夫粜,二十病农,九十病末。末病则财不出,农病则草不辟矣。上不过八十,下不减三十,则农末俱利,平粜齐物,关市不乏,治国之道也。”
这就是所谓的“平籴论”,或者“平粜论”。前半段描述的是农业生产的丰歉循环,后半段则是政府应采取的应对之策:谷价如在20钱一斗,则农民要受损(“病农”);而谷价如果90钱一斗,则商人就要受损(“病末”);商人如果受损,资金就无法流出;农民如果受损,则田地就会荒芜;因此,谷价应该控制在30-80钱之间,才能令农商双双收益。
计然接着说:“积著之理,务完物,无息币。以物相贸易,腐败而食之货勿留,无敢居贵。论其有馀不足,则知贵贱。贵上极则反贱,贱下极则反贵。贵出如粪土,贱取如珠玉。财币欲其行如流水。”
这段谈的纯粹是商业运作,其原则有:货物应该尽快清空,资金不应停滞歇息;预测商品价格的贵贱,前提是要预知其市场供求;价格到了极限都会反弹,无论是上扬还是下跌;价格上扬时就要像对待粪土一样及时出售,当价格下跌时就要如同珍爱珠玉一样及时收购。
显然,范蠡的致富,与遵循这些经济规律有很大关系。《史记》说他“候时转物,逐什一之利”。能够平均获取10%的利润率,这是足以令后世商人羡煞的战绩。
难能可贵的是,范蠡在齐、在陶的经商,并非依靠权力。毕竟,他是“弃官经商”,而非“以官兼商”,不仅远离了体制,甚至也远离他最为熟悉的越国环境,完全是在陌生的环境下创业。对比下如今诸多在海外失败的企业家,即可知道范蠡的成功来之不易。亦可推想,那时的齐国,或许还是个有规则的国度,即使只有潜规则,而一个连潜规则都不讲求的社会,才是可怕的。
在仰望范蠡勤劳致富、智慧致富的同时,后人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细节:他的第一桶金——离开越国出走时携带的“轻宝珠玉”,来自何方?
遍查史书,并没有范蠡早年经商的任何记载。
在25岁被文种引领进入官场之前,范蠡甚至还相当地“佯狂、倜傥、负俗”,一副名士公知的作派。从范蠡日后的表现看,这种作派应该不是其本性使然,而应该更多地是一种包装,其作用与姜太公钓鱼类似。当初还是文种看得透:“吾闻士有贤俊之姿,必有佯狂之讥,内怀独见之明,外有不知之毁,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。”而当文种第一次登门拜访时,范蠡还避开了——并不是不愿见官,而是觉得自己穿得太寒酸,不便见人,所以,才会有向兄嫂借衣之举:“今日有客,愿假衣冠。”(《史记正义》)彼时的他,一定是不屑于经商、也无暇于经商。
此后的范蠡,一直在体制内当官,其中还有相当长的时间,跟着越王勾践到吴宫为奴,赚钱的机会并不多。合理的推测是,范蠡的“第一桶金”,应该是在随同勾践返回越国之后所得,其来源有两种可能:一种是自己在推进越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,顺带做了些生意;另一种是越王勾践所赏赐。
以范蠡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——这种风格在他为勾践所出的各种绝招(包括以吃粪麻痹吴王夫差)可见一斑,以及深谋远虑的计划能力——这种能力在其功成名就之时突然出走可见一斑,在越国复兴的改革大业中,搭便车为自己积攒点老本,应该不是什么心理上难以逾越的难题。客观地说,范蠡在振兴越国的大业上,完全称得上“鞠躬尽瘁”,但绝对不会“死而后已”,而是见好就收,急流勇退。这种明哲保身,亦正是后世对他又爱又恨的原因。
勾践为人,虽然“不可与共乐”,但在别人还有利用价值时,勾践至少在财物上不会是吝啬的。因此,在勾践实现越国梦的过程中,随着国家财富的增加,对于范蠡这样的肱股大臣给予重赏,亦在情理之中。何况,在平定吴国后,勾践甚至还有对范蠡裂土以赏的大方表态——虽然完全可能是“引蛇出洞”的阳谋。范蠡的第一桶金,来自于勾践赏赐的概率,应该亦不低。
无论如何,范蠡的第一桶金,只能来自于权力——或者是自己利用权力,搭车获利所得;或者是自己傍着权力大款,受赐所得。可以肯定的是,如果没有这第一桶金,则范蠡后来在齐、在陶的创业,都只能是苦逼的奋斗,哪怕“计然之策”再好,毕竟起点太低,绝无可能在“居几何”的短时间内,就达到富豪的级别。从这点看,归根到底还是权力最管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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